国民经济主要指标预测
根据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模型预测，2021年我国GDP增长率为7.8%，比上年大幅回升。从季度上看，呈现前高后低的发展趋势，而且一季度GDP增速可能突破两位数。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增速的大幅回升，其中原因之一是上年基数过低，并非是经济增长的中长期趋势；从定性因素上分析，与供给侧和需求侧现实情况相一致。
从供给侧来看，我国大力支持培育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孕育发展新动能。尤其是数字经济不断成长壮大，转型升级稳步发展。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数字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和配套政策落地生效，数字经济助推了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增强了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特别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线上服务、产业数字化转型、新个体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数字经济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从需求侧来看，虽然2020年全球货物贸易出现了下降，但由于我国快速有效控制了疫情，加之拥有完善的工业生产体系和产业链，企业加快复工复产，在全球部分产品供给中断的情况下，国外订单逐步向我国转移，口罩、医疗设备等防疫物资以及居家办公、居家生活的需求大幅增加，有效弥补了国际市场供给不足。去年前三季度，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向上拉动GDP0.1个百分点，较上半年上升0.3个百分点。2021年全球经济大概率将出现恢复性增长，国际市场需求进一步改善，从而带动我国出口继续稳步增长。
随着社会生活生产有序恢复，消费需求逐步回暖，尤其是随着居民外出就餐和旅游活动增多，餐饮消费服务业明显复苏。消费复苏得益于国内疫情防控成果明显创造的消费环境改善、经济恢复，尤其是就业增加带来的居民消费能力提升，以及国家推出的促进汽车和服务消费的政策发力。随着居民消费需求得到释放，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也明显增强。今年消费将呈现强势复苏态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不会改变。
随着需求回暖、5G网络和大数据中心等大批“新基建”项目加速推进、企业利润上升，加之新开工和到位资金继续向好，先行PMI指数不断创出新高，这都为投资增长奠定了良好基础，固定资产投资依旧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其中，制造业投资将成为新亮点。
我国经济增长存在许多积极因素。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新一轮对外开放(海南自贸区、加入RCEP、外商投资新模式)，以及“一带一路”的扎实推进将稳定和激发外部需求，巩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中的地位。我国就业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收入稳步增长，消费者预期稳定，消费新业态高速发展，消费质量不断提升；猪肉价格连续回落，全国粮食生产再获丰收。虽然国际原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已经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但汇率上升也抵消部分进口价格的上涨，对国内的输入作用有限，从而使得我国物价水平总体依然保持平稳。
根据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模型预测，今年四个季度，我国的经济增速呈现前高后低的发展趋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将达到63.6万亿元，名义增长7.9%，总体保持适中较快增长态势。从结构上看，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制造业投资增长7.6%，基础设施投资增长4.9%，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8.0%，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成为稳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预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43.4万亿元，名义增长12.0%，增速比上年大幅回升，总体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态势。预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长2.1%，依然处于温和上涨阶段。预计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增长0.6%，增幅比上年大幅增加，企业利润压力将有所减缓。
预计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分别为8.7%和6.6%，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持续11年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财政收入18.0万亿元，增长4.0%，财政支出25.6万亿元，增长7.6%。
总之，2021年中国经济增速将运行在合理区间，就业、物价保持基本稳定，我国经济不会发生硬着陆。
相关政策建议
2021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十四五”开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做好今年经济工作，应在以下几方面发力。
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
从目前的国内外形势来看，今年我国仍需采取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但是强度较去年应有所下降。一方面，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已经基本恢复，各项经济指标持续向好，大力度的应急性政策已无必要。另一方面，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工作仍面临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为了对冲低迷的世界经济形势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时进一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挖掘内需潜力，激发市场经济微观主体活力，培育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今年我国财政政策需要保持适度的积极性，以充分发挥在扩需求、调结构方面的重要作用。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需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在支出方向上有增有减，从而发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人民生活改善的政策效果。一是压减一般性财政支出。坚持以收定支的基本原则，运用零基预算理念科学核定支出。中央本级要压减非刚性、非重点项目支出，削减民生社保之外的开支，精简机构人员，取消低效无效支出，将财政资金更多投向供需共同受益、具有乘数效应的先进制造、民生建设、基础设施短板等领域。
二是支持创新发展和产业升级。我国科研创新能力与国外先进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亟待加快提升科研技术水平，需要财税资金和政策的支持和引导，补足产业链短板。此外，对于传统企业进行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的技术改造升级提供资金支持。继续增加科技创新投入，鼓励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加快建设重点领域的国家实验室体系。提高对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产业的支持力度，引导资本、资源向战略关键领域聚焦，促进产业链向中高端迈进。
三是推动“新基建”投资，在扩大短期投资需求的同时推动长期经济增长潜力。新基建具有鲜明的科技特征和科技导向，推动新型基础设施的投资，不仅可以为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基础，也具有较强的经济带动作用。要支持页岩气、煤层气等非常规天然气开采利用，支持可再生能源健康发展，促进能源结构调整。增加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同时注意避免重复建设，注重引导民间资本参与投资和建设。
四是完善中西部等地区、中心城市群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交通网络设施建设。目前我国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交通系统设施还较为落后，中心城市群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投资建设需求。要完善中西部等地区、中心城市群以及铁路、公路与水运、机场、水利等交通系统的基础设施建设。
五是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保障基本民生，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针对性地增加脱贫攻坚、现代公共卫生医疗体系、“三农”、托幼养老等方面的财政投入。稳定和扩大就业，统筹用好就业补助和失业保险资金，支持企业稳定现有就业岗位，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升服务和再就业服务。继续加大扶贫、社保、教育、现代公共卫生医疗体系等投入，力保提升民生保障水平。
六是贯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力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应，确保粮食安全。构建完善乡村振兴与城乡区域融合发展的财政政策支持体系和机制，强化耕地保护与农田水利建设，完善农产品补贴与收储机制。
完善财税体制，实行结构性减税降费。充分发挥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财税体系，提高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支持作用。一是在各级政府之间，推进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财政关系。统筹权衡分配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从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地方税体系建设和转移支付制度建设三个方面对财政制度进行完善。完善各级政府的财政关系，适当增加地方政府财权以及中央和省级政府的事权；健全地方税收体系建设，优化中央与地方政府税收分配方式；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地方转移支付力度，保障基层的工资和基本运转支出。二是增强减税降费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进一步的减税方向应该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更加关注重点行业的税费负担，做到稳增长和调结构并重，切实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切实降低科技创新企业、先进制造业等重点行业的税费负担，增强企业竞争力和发展后劲。三是强化绩效管理。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和监督体系，建立政府投资绩效管理体系，提升财政管理效能和资金绩效。四是盘活各类存量资金和国有资源资产，提高可用财政资金规模。
改善货币政策组合逆周期有效性
为确保我国经济实现平稳较快高质量发展，要求继续相机调控和引导货币信贷总量，积极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疏通政策利率到市场利率的传导机制，动态调整人民币汇率参考货币篮子，相机调整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引导金融资源有效配置和支持实体经济。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在总量上的合理充裕和在期限配置上的供需均衡，引导社会流动性同反映潜在产出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基本匹配。改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综合运用公开市场操作、中期借贷便利、法定准备金率、再贷款再贴现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相机调控保持银行体系在总量和期限配置上的流动性，及时满足金融机构必要的流动性需求。构建中小银行可持续的资本补充体制机制，防范地方政府和市场主体可能的违约问题向中小银行传导。加大对中小银行发行永续债等资本补充工具的支持力度，提升银行服务实体经济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
积极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引导信贷支持稳增长、促进结构优化。增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运用再贷款再贴现和抵押补充贷款等信贷支持工具，发挥信贷政策的结构引导作用，保持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稳定增长，支持传统制造业智能化发展和转移升级，加大对战略性新兴制造业的贷款支持和创业板支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符合新发展理念相关领域的支持力度，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民营企业、“三农”、扶贫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支持“稳企业”“保就业”、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增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要引导信贷支持国内国际双循环。特别要创新对新型消费方式、战略性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投资激励的信贷支持。
疏通政策利率到市场利率的传导机制，动态调整人民币汇率参考货币篮子，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目前，我国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企业贷款利率继续下行。中期来看，根据我国资本边界产出趋势和利率定价机制，我国贷款利率还有一定的下行空间，但下行空间有限。疏通政策利率到市场利率的传导机制，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政策利率体系，引导市场利率围绕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和中期借贷便利利率平稳运行，发挥常备借贷便利利率作为利率走廊上限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推动其逐渐取代贷款基准利率成为商业银行内部资金转移定价(FTP)的主要参考基准，促进降低贷款利率和融资成本进一步下行，并引导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
人民币汇率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弹性浮动，在波动中实现升值。部分报价行作为外汇市场主体陆续主动将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价模型中的“逆周期因子”淡出使用，推动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调整。从中期来看，要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实现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就要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根据对美国、日本、欧盟和RCEP中其他地区的贸易投资结构和主要货币动态调整货币篮子，促进人民币汇率更加市场化，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促进内外部均衡的平衡。
调整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发挥宏观审慎政策对宏观政策和微观监管的补充作用。根据国际经验，完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框架，需要中国人民银行完善宏观审慎评估和抵押价值评估机制，发挥宏观审慎评估在优化信贷结构和促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作用；构建逆周期资本缓冲评估和调整机制，适时调整逆周期资本缓冲比率；适时调整外汇风险准备金率。
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
一方面，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要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
首先，增强科技创新驱动，提升高端制造能力。要加大对科技创新型企业的政策支持力度，推动形成产学研资高效协同的技术创新体系，强化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推动数字科技与高端制造业深度融合。加快推进基础科研和产业技术创新融通发展，构建顺应国内消费升级浪潮、充分接轨国际市场的工业产品研发体系，以消费升级引领供给创新，推动形成消费端对高端制造领域的强大倒逼力量。其次，强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升服务精准性实效性。要进一步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加快服务理念更新、供给方式创新和服务流程革新，促进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等不同主体共同参与，形成相互协作、相互补充的多元公共服务供给格局，从多角度、多层面提升供给的前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大力推动公共服务供给与居民的个性化、差异化、多样化需求相匹配，逐步消除医疗、住房、教育、养老等民生领域的堵点痛点难点，强化对公共服务供给质量的监督和控制，切实把消费升级态势转化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再次，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要加快研究制定居民可支配收入持续稳定增长行动计划，推进形成更合理、更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强化工资收入分配中技能激励的导向作用，有效提升劳动者专业技能水平和创新创业能力，着力拓宽不同群体增收渠道。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探索建立对重点群体收入的动态监测体系，密切关注与跟踪中低收入群体的社会安全感和心理预期，全力支持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加强中等收入群体的保障力度，推动实现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显著扩大。
另一方面，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要加快完善全面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营造有利于消费潜力释放的高品质消费环境。
首先，加大政策引导和支持力度，促进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要积极推动汽车、家电、消费电子等重点消费品的更新升级，主动顺应和把握居民消费升级大趋势，培育和巩固生鲜电商、直播带货、无人零售等疫情期间涌现出来的新需求，进一步挖掘数字消费、智能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兴消费热点，推动构建满足居民全方位多层次多样化需求的消费体系，切实把被抑制、被冻结的消费潜力和消费热情释放出来。其次，扎实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营造安全放心消费氛围。要加快完善全国性消费投诉综合服务平台和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加强平台监管、大数据监管等新型监管方式的运用，加快构建以信用监管为核心的新型市场监管体系，增强商业信用约束、扩大社会监督，进一步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推动形成全社会共同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良好氛围。再次，加快新型消费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打造数字经济新实体。要在升级优化传统消费基础设施的基础上，加快推动新型消费载体的前瞻规划和精准布局，引导和增强人工智能、区块链、虚拟现实等数字科技在各类商业商务载体中的覆盖和应用，推进多元新型商业综合体与各类生活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建立健全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进一步拓展新型消费的增长空间，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增添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