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仲夏，烈日炎炎，陈寅恪出生于湖南长沙通泰街周达武都督之蛻园。蛻园是唐代进士刘蛻故宅，唐时湖南地处偏荒，从来没中过进士，人称“天荒”，刘蛻是第一个进士，时称“破天荒”。1890年是寅年，所以祖母给他起名寅恪。恪是陈氏兄弟排辈，《说文解字》：恪，敬也。

陈氏出自姬周陈国，汉时成为望族，人称“义门陈氏”，宋朝时其中一支迁居汀州（今福建长汀）开枝散叶。清初又有一支从福建长汀县迁居江西义宁县，当地称为“客家人”。客家人聚族而居，保持着中原地区耕读传家的习俗，很少与本地人通婚。客家人是天生的“小镇做题家”，经常抢了本地人秀才名额，本地人不忿，经常想方设法阻挠客家人进考场，后经上面调解，专门给客家人立了“怀远籍”学额，方才止息纷争。

时年鲁迅十岁，跟着叔祖周子京读书。周子京跟他说，我有一套绘图《山海经》，画着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可惜不知道哪儿去了了。鲁迅听了，对此书念念不忘。有一天保姆长妈妈从老家回来，给他买了有画儿的“三哼经”，鲁迅欣喜若狂。

光绪十九年（1893年），鲁迅祖父周介孚科场舞弊案发，鲁迅一家从此“由小康堕入困顿”。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陈寅恪祖父陈宝箴出任湖南巡抚。后来陈寅恪说，祖父“仅得小省”，意思当个巡抚也不是多大官，没什么可炫耀的。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鲁迅来到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读书，叔祖周椒生给他改名周树人。八月，戊戌政变爆发，陈宝箴因与梁启超过从甚密被革职，贬为庶民。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初春，鲁迅转入江南水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矿务班学习。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陈寅恪舅父俞明震出任南洋陆师学堂总办。陈寅恪住在舅父隔壁，日夜刻苦攻读。由于灯光昏暗，目力渐受损伤。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俞明震受两江总督刘坤一委派，前往日本视察学务，兼送陆师学堂及附设矿务铁路学堂学生共计二十八名前往日本留学，鲁迅便是矿路学堂的学生之一。陈寅恪随其兄陈衡恪一同前往。

陈寅恪后来跟女儿陈流求说，我在十三岁时候东渡日本留学，最初也是晕船，后来逐步锻炼，能在恶劣天气和水手同时进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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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日本后，鲁迅和陈衡恪在东京巢鸭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日语，被编入江南班。陈寅恪则入弘文学院中学读书。鲁迅和陈氏兄弟同住一舍，朝夕相处，互相探讨。此时鲁迅二十二岁，把陈寅恪当小弟弟看，两人之间也说不上探讨什么学问，鲁迅主要跟陈衡恪探讨时候多，陈寅恪也就是听听而已。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二月，鲁迅成为江南班第一个剪掉辫子的人，并且照了一张“断发相”，送给同窗好友许寿裳，还在相片背面写了一首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光绪三十年（1904年）五月，朝廷大赦戊戌政变中犯罪官员，陈寅恪从日本归国，考取了官费留学生，十月再次赴日，继续在弘文学院中学读书。

鲁迅祖父和陈寅恪祖父都是戴罪之身，所以鲁迅和陈寅恪不能走科考入仕这条路，只好东渡日本留学。鲁迅是在祖父刑满释放后考取的官费留学生，当时陈氏兄弟由于祖父牵连，还不能考，所以陈衡恪是以俞明震文案身份获得了官费留学名额，而陈寅恪一直自费读书。直到祖父之罪被赦，陈寅恪方才回国考取了官费留学名额。

同年八月，鲁迅从弘文学院毕业，九月转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等陈寅恪再次回到东京，鲁迅已经不在东京了。两人从1902年5月一起读书，至1904年5月陈寅恪回国，整整做了两年（同校）同学。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初冬，陈氏兄弟回国。陈衡恪是要回国结婚，陈寅恪是不服水土，得了脚气病，需要“异地疗养”，所以跟着哥哥一起回来了。翌年，陈衡恪再次赴日，陈寅恪因脚气病未能成行，在家休养年余。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陈寅恪考入上海吴淞复旦公学。宣统元年（1909年），陈寅恪以第一名94.2分的成绩于复旦公学毕业，随后“由亲友资助赴德，考入柏林大学”。同年八月，鲁迅回国，结束了长达八年的留日生涯。

​​1915年初春，陈寅恪归国，担任经界局局长蔡锷秘书。蔡锷聘请陈寅恪也是报恩，当初蔡锷十四岁报考湖南时务学堂，文章写得一塌糊涂，本来不予录取，但是陈寅恪父亲陈三立看他年纪太小，特破格录取之。

鲁迅时任教育部佥事（科长），听陈衡恪（时任教育部编审）说陈寅恪在经界局，非常高兴，经常过来走动。清明节后一天，陈寅恪正在伏案工作，鲁迅拿着一卷书走进门来。此时陈寅恪已经视力不佳，一下没看出是谁，待鲁迅走到桌前，方才失声叫道，啊，原来是树人兄，​请坐请坐​。分宾主落座后，鲁迅笑着把手里的书递给陈寅恪说，这是我刚出版的《域外小说集》两册，书名还是你哥题写的。还有《炭画》一册，特意过来送你，贤弟闲来可以翻一翻，聊作消遣。

陈寅恪接过书随手翻了翻，放下道，我记得在日本读书时，你就尽找些外国小说看，有时间就搞翻译，根本不好好上课。鲁迅笑着说，我的心思本来就不在学业上，只需每月胡乱听几节课，让相关负责人把听课记录作好，才能从朝廷每月领到33块钱的官费生配额。我跟你不同，你是世家子弟，不差钱，可我既要抽烟，又要买书，靠这33块钱根本不够花，只好搞搞翻译，改善生活。

七月，陈寅恪从经界局辞职还乡，临行前来跟鲁迅告别。鲁迅住在绍兴会馆内，会馆寂静无人，分外清冷。陈寅恪四下张望一番，坐下道，树人兄这里诗情画意，正是做学问的好地方，令人羡慕啊。鲁迅听了陈寅恪这话，笑了，我这里形同古墓，我就如一个守墓人，一入夜万籁俱寂，院子里槐树上还缢死过一个女人。我每天埋头抄古碑，翻古书，感觉非常寂寞，“寂寞如一条蛇，缠得我无法呼吸”。陈寅恪说，做学问就得静下心来，正需要你这样的“古墓”。鲁迅说，你从小就跟别人不同，看得出来，你将来前途不可限量。

两人都没想到，这是二人平生最后一次相见。从此之后，天涯两隔。

1923年八月，陈衡恪因给母亲料理后事悲痛过度，得了伤寒，却被误诊为痢疾，不幸英年早逝，时年48岁。好友蔡元培，鲁迅等悲伤不已。当时陈寅恪正在欧洲留学，未能回国奔丧。

1926年4月，陈寅恪回国，在杭州侍奉父亲，7月来到北京，着手入清华大学教学事宜，期间因病回杭州疗养，8月底回到清华，9月初入清华大学教书，成为清华四大导师之一（另三位为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也就在8月底，鲁迅离开北平，应林语堂邀请去厦门教书，二人缘吝一面。

​​​1927年10月，鲁迅迁居上海，与许广平女士同居。1928年8月31日，陈寅恪与唐筼（读如云）女士在上海结婚。唐筼在北师大教书，许广平是唐筼学生。鲁迅也曾在北师大代课，可以说是唐筼同事。陈寅恪一直对结婚不上心，38岁尚未娶妻，家人多次催促无果，其父陈三立怒了，你要再不娶，我就给你包办一个。陈寅恪说，再给我一些时间，找对象不得时间么。随后认识了30岁的唐筼，二人相见恨晚，很快结婚。

鲁迅没有参加陈寅恪婚礼。查这一天鲁迅日记，只寥寥数语：三十一日晴。上午（郁）达夫来，下午（李）小峰来，徐思荃来。

1934年8月，鲁迅撰文思念去世两年的好友韦素园，文中写道：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

1936年10月，鲁迅先生去世，噩耗很快传遍全国，无数敬仰鲁迅的人们络绎不绝赶到上海参加葬礼。第一天前来吊唁的即近五千人，为此专门成立了由蔡元培、内山完造、宋庆龄、史沫特莱、沈钧儒、萧参、茅盾、胡愈之、胡风、周作人、周建人等十三人组成的治丧委员会进行协调管理。

从十月十九日逝世至二十二日安葬四天时间内，无数人前赴万国殡仪馆瞻仰先生遗容以及伴送至万国公墓参与葬礼。从殡仪馆到万国公墓的路程大约十多里，无论年长一律步行，沿途到处都是低着头，沉着脸，衣袖上缠着黑纱的男女青年，个个吟唱挽歌，情绪低沉。

查《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对鲁迅没有提及只言片语。

鲁迅一生骂人无数，却从来没有骂过陈寅恪。陈寅恪好友吴宓编了部《学衡》杂志，陈寅恪许多文章都发表在《学衡》上。鲁迅把吴宓骂的狗血淋头，却无一语及于陈寅恪。1932年，陈寅恪给清华大学新生出考题，题目是对对子，孙行者，要求对出下联。全场只有一个人对出来了，胡适之。此事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各大报纸展开激烈论争，纷纷指责清华“复古”，为此陈寅恪不得不写了《与刘文典教授论国文试题书》辨明此事，先发表在《学衡》上，后发表在《大公报》上。

鲁迅罕见的对此事保持了沉默。这要搁在别人身上，还不被喷成狗啊。

​​​鲁迅去世后，纪念鲁迅的文章汗牛充栋，甚至有人说，《鲁迅全集》每个字上都趴着一个学者。鲁迅弟弟周作人，晚年主要就靠写回忆鲁迅的文章讨生活。但是陈寅恪却无只言片语谈及鲁迅。直到晚年，陈寅恪方才透露，鲁迅是“当代圣人”，以“民族魂”大旗覆棺盖椁，他怕言及二人旧谊会被国人误认为自己像鲁迅生前追忆韦素园时所说的那样成为“谬托知己”的无聊之徒，“既以自炫，又以卖钱”，因此缄口不言。

陈寅恪这话有两层意思，令人肃然起敬，不得不说，大师就是大师。

第一，我不是鲁迅的知己，我们交情并不深，所以没啥好说的。大家从我上面罗列的二人交往轨迹可以看出来（我花两天时间翻遍陈寅恪年谱和鲁迅年谱以及鲁迅日记，逐年逐月逐日对照，就找到这么多），两人交情并不咋地。陈寅恪婚礼鲁迅没参加，鲁迅葬礼陈寅恪也没参加。如果二人关系很好，那么婚丧大礼应该是必须参加的，即使实在有事参加不了，也会有贺词悼词这类文字传世。只可惜，没有。

第二，我自己混的也很牛逼，不需要“自炫”跟鲁迅的旧日关系。梁启超说，我虽然著作等身，但这些著作加在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胡适说，陈寅恪是当今最博学，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傅斯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余世存说，如果孔子是大成至圣，那么陈寅恪就是大成至学。有这么多光环加持，陈寅恪根本不用沾鲁迅一点光。

鲁迅和陈寅恪之所以渐行渐远，最终形同陌路，主要原因还是两人选择了不同的方向。鲁迅选择了新文化，用手中一支笔开启民智，如匕首投枪，为苍生立言。陈寅恪选择了旧文化，立志做传统文化“守灯人”，“在一个成功环伺的环境中坚持着问道的可能性，终成学问大道的人格象征”。道不同，不相与谋。

巍巍两座高山，我辈唯有仰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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