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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记　　　　　　　　　　□陈元武　　在我六岁的那年，我祖母才许可我独自一个人走出老屋。家里三代单传，我又是这个家唯一的一个小男孩，祖母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像一只习惯于拴着绳子被人牵着走的羊，突然间产生了脱缰而去的欲望。我脱缰而去的结果就是：我仅仅走出去不到五十米，就迷路了。村庄里太多曲曲折折的巷陌，我从来没有单独一个人行走过这些巷陌，所以，我迷路应该是一种很正常的结果。但是，这让我惊恐不已，我突然看不见自己熟悉的家门和祖母了，四周是高高而逼仄的巷墙，湿漉漉的，长满青苔和蕨类，幽深得看不到尽头。我深怕从哪个黑洞洞的窗户里会蹦出一只凶恶的猫或者老鼠来，或者，在某个幽暗的角落躲藏着一条狰狞的蛇。我骇怕地大叫一声，往回就跑，跑得上气接不上下气，祖母见我吓成那样，也惊慌得不知所措。从此，我不再想做一只脱缰的羊，我想像家里的那只山羊比姆一样，让人牵着，在村里走来走去，不必去认路，也不必担心回头找不到回家的路。　　伙伴们鼓励我一起出去玩。离家大约一百多米外就是一个破庵，里头已经空荡荡的别无一物，除了生产队的打谷桶、拖拉机、脱谷机、喷药器之类的农具。幽暗的大堂上，一张脱得不知颜色的旧式八仙桌放在正中央，那是生产队开会或记工分的办公桌。我和父亲或者是母亲去了多次，分稻谷或者记工分时一起去的。那张八仙桌底下有个粉笔盒，里头塞着长长短短的粉笔头，七粒（我的一个邻居小伙伴，他的脸上经常沾着饭粒，而且经常是七粒）偷偷藏起几根红、绿、黄、白颜色的粉笔头。七粒已经上小学三年级了，他会写字，经常在墙壁上画一个长辫子和另一个不长辫子的小人，然后在底下歪歪扭扭地写上：××和××是老公老婆，我不知道他写的是谁，画的是谁。七粒长得猥琐，贼眉鼠眼的，塌鼻梁下时常吊着一条绿色的鼻涕虫，不时地往鼻孔外探头探脑的。我不喜欢七粒，但羡慕他会画画和写字，而另一个邻居女孩小梅经常撵着七粒扔土块，气得她脸上青一下红一下的，她哭得很伤心，小梅母亲大骂七粒是下流胚子，我隐约地猜测那画的小人一个是七粒，另一个是小梅。我懂得了生活中还有一种暗记，像这些字和画，能够表达什么，并且不会立即消失。虽然粉笔画的画和写的字可以擦得干净，但七粒手上还有粉笔头，他啥时候想写想画，他就能重新画出来写出来。我向七粒要了一根红颜色的粉笔，我的想法是在想去的巷陌的墙壁上做上若干记号，那样我就能在回来的时候不费吹灰之力地找到途径。我只会画上一些圆圈，虽然不是非常圆，歪歪斜斜的像一些不规则的土块，我走过去十几米就画上一个圆圈，再回头数一数圆圈的数，回来时我再一个个地数，倒着数，当数到零时，我就回家了。　　村庄的天空永远是浑沌不清的，铅灰色的云像巷陌和屋顶阁楼外晒着的旧棉胎，低垂着一直到田野的尽头，我被山羊比姆拖着往外跑。我感觉自己像是一粒挣开胚衣的芽，挣破壳的瞬间，释放出来的愉快感觉是无法形容的，我能够凭那些记号认识道路。在蛛丝网一样复杂的村庄里来去自由，我走过的那些巷陌的墙壁上留下了一个个奇怪的红色小圆圈。再后来，我不再需要那些圆圈了，我已经熟悉那些巷陌，闭着眼睛也能准确地走回家。可是，我无法理解生产队那个破庵里的秘密：里头的秘室里藏着一些人形状的木偶，用塑料膜盖着。幽暗的秘室墙壁上画着一些形状凶恶的人，穿着奇怪的服装，手里拿着刀或是、大圆锤什么的，但是，这些画的面部被一张暗红的纸贴住。蜘蛛在墙壁和角落结着一个又一个丝网，幽暗的天窗射下一柱天光，这些神秘而可怖的画像像谜一样吸引着我。我胆怯却好奇，我不知道墙壁上横竖贴着的那些红红绿绿的纸上的黑字是什么意思，我想，那是大人们的一种暗记吧，他们似乎很在意那些红红绿绿的长方形纸上写着的暗记，到处张贴。高音喇叭从早到晚地以一种高亢的声音宣读着最高指示和批判×××的文章，结尾是一阵阵浪潮似的口号，似乎超过了音量的高程，于是就成了一种巨大的爆破性的噪音。　　父亲的上衣口袋总是装着一个小红本本，上边有红色的塑料封皮，烫金的毛主席像，里头密密麻麻地记着什么。蓝黑色的墨水和一把绿壳的英雄牌钢笔是父亲最常使用的东西，总是摆在他床头的米瓮盖上。那时，父亲是生产队长，他白天需要组织大家下地劳动，晚上，和书记员张文荣一起给大家记工分。他在那个红皮本子上记下了每个人的劳动情况，他一定还记下别的什么，因为他从来不让张文荣看那个小本子。记工分时，父亲念一个，张文荣记录一个。家里有一摞毛选，平装本归父亲专读，还有一本缩印精装本，放在大衣柜里。那口樟木大衣柜总是锁着，一把锃亮的铜锁牢牢地锁住柜子。有一回，母亲取衣服的时候，那本书掉在了地上，我拿起来翻了翻，扉页上毛主席旁边的一个穿军装的人被挖掉了，剩下一个空洞，底下有个名字被反反复复地打上叉，那是什么暗记吧，估计那个人让父亲或是母亲特别地憎恨。母亲一把抢过本子，放回衣柜里并迅速锁上锁。她吩咐我不能说出去，我十分惶恐，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母亲如此惊恐不安。我自然严守了那个秘密，但是，我一直在揣测着那个挖掉的空洞和叉叉隐含着的暗义。后来，父亲被人诬告说是抵制工宣队的宣传活动，被罢了生产队长之职，从此，他那本红皮本子失去了公开露面的机会，父亲不再用它来记工分。但是，父亲还是经常在油灯下在那本子上写写划划，继续着他才知道的暗记。在若干年后，我才再次看到那本子，那时，我已经初中哔业，我读懂了父亲当年写的笔记内容，全是对当时社会现状的困惑和不满。我理解父亲不让别人知道的理由，因为那会给他甚至全家招来灭顶之灾。而大衣柜里的那个本子的秘密也终于大白了，我想，父亲和母亲当时只能以那种暗记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感情和思想。　　老屋的阁楼漆黑一片，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上阁楼去。虽然，那样会让我高兴的，因为有一种上楼的感觉，而那种感觉只有去邻居家的楼上才会有的。邻居家是二层楼，木板铺成的楼板，走上去很响，嗵嗵嗵的。楼梯也是木制的，我的脚踏上窄窄的木楼梯的时刻，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幸福感觉：我体验到自己的身体在上升，而本来只能仰视的东西，现在一下子到了我的脚底。比如那只仓廪，现在我能看清它的顶盖了，一些无用的农具通常就搁在上边：镰刀、竹苫子、竹匾等等。我看到了一个画像牌，倒扣在那里，落满了灰尘。上边压着一只石药臼，隐约还有一个大叉叉，红色的。我家的阁楼只有半边，我上去过，满是蛛网和尘埃，上面放着一些没有用的旧柜和小瓮，蒸笼屉一层层地码在那里。有一个小木偶让我好奇，这是个女人装扮的小木像。我问祖母，祖母的脸色突然变得很难看，有些愠怒地呵斥了我一顿。我不敢再提起那些阁楼上的秘密，包括邻居家的那个背后打着红叉叉的画像牌。我想那也是暗记，只能自己一个人知道那种符号的真实含义，而绝对不能让别人知道。阁楼离地只有三米左右，每次我被好奇心催促而爬上去的时候，都有一种心惊肉跳的感觉，生怕被祖母发现，而我也不敢再碰那个小木偶像了。天窗离阁楼很近，贴着我的头皮，我能看到外边的天空，阳光灿烂，而阁楼里，永远只能照进一束阳光，而且诡秘地由西往东移动，日复一日，像扫描仪上的光束，不知道能否扫描到一些意外的信息？幽暗的阁楼让我压抑、窒息，偶尔一碰，粉尘即起，呛得我直想打喷嚏，而我只能强忍着，怕被祖母发现。那架竹梯用了许多年了，竹皮都变得暗红，看不清颜色，然而，上边有许多被火烙过的黑色印记，我不知道是否也具有某种隐意？　　父亲后来给大队做文书，记蘑菇帐。那种帐本的纸很漂亮，有着许多细长的格子，红线和绿线相间。父亲一手拨打着算盘，一手在帐本上记着。我羡慕父亲的记性，他将帐记得一丝不苟，从来不用再擦改数字。那些帐本一年年地累积成一大摞，旧帐本在结算清楚后就失去意义了，父亲仍然放在家里，以备不时之需，比如过一年两年后倘若有人提出异议，还可以再拿出帐本来查对。父亲这样记录着他作为文书的岁月：年、月、日、事项、数量、等级、金额、累计……父亲的历程一丝不苟地记录了下来。我74年上了小学，祖母将我的课本和作业本全都保留下来，她将这些东西锁进那只大樟木柜里。她说，那是孙子的书本和字纸，留着以后给曾孙看！我想，祖母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保留我的履历，或者说是我的个人历史档案。她一直固执地保留着，直到她去世之后。其间，家里遭遇几次洪水，父亲的帐本被水浸泡了，字迹变得模糊不清，纸张也发霉变黑。父亲没想过扔掉它们，那些东西能够让他记起自己曾经的辉煌――－他哔竟做过大队的文书，和识字沾了边儿！这是让他引以为荣的重要人生经历，他不能轻易就丢弃那些包含着他的荣耀成份的物证。那是他的暗记，只能属于他一个人的记号。我的那些小时候的书本和作业本后来被蟑螂或是书蠹咬成一堆烂纸屑，母亲偷偷清理掉了，却不告诉祖母，怕她伤心。那只大木柜依然是祖母身边的重要物品，直到祖母去世前，她可能都没有打开过那只柜子，因此，她压根就不知道她所珍惜的那些的书已经灰飞烟灭了。时间能够消泯任何一种记号，我又想起了那座破庵秘室里的神秘画像。后来那堵墙倒了，屋顶在一次台风中垮塌了，破庵彻底消失了。再后来，虽然在旧址上重建了一座新庵堂，并且重新塑上若干佛像，里里外外通上电灯，内外通明。墙壁上画了许多五颜六色的神佛画像，俨然一座庄严庙宇的模样。那些在我儿时烙下深刻印记的画像全都没有了，如今所看到的已经是全新的、陌生的一个庵堂了。我在门口碰到一些孩子在玩耍，在地上涂涂画画，花花草草、昆虫或是人物。他们旋即揩去重画，更新的速度以分钟计。他们可能不再会像我儿时那样对周围的印象和场景牢牢地记忆着，他们属于一个不需要暗记的时代。而我记忆里的那些神秘符号或印象在现实中基本业已不存在了，留在记忆里的一些东西也会被时光一点点抹去的，直到不留一丝痕迹为止。就像在海边的沙滩上写字或堆塑像一样，它只是在某一个时间段里存在着，然后就被海水一点点地抹平，直到完全消失为止，时间大概就是海水一样的东西吧。　　我家院子里的那株柚子树在前年春上枯死了，那棵柚子树大概比我父亲的年龄还长。小时候，我经常在树底下玩，捉一种星斑天牛，然后用线系着，用一根细竹枝抽赶着，像赶一头牛一样。五月份柚花开满树梢，花香满径，落下的柚子花串在一起，就是一串好看的项链。那时，我经常用它来讨好小梅，我在树上刻下了：小梅，你真漂亮！……小梅没能等到长大就死了，76年夏天，她在河边摸螺蛳的时候失足落下河去。柚树上的字成了我对小梅的一种暗恋的符号，歪歪扭扭的，有的深，有的浅。经年之后，树皮痊愈了，字迹越来越淡，模糊不清。柚子树分成两杈，原来直挺挺地向上伸，后来枝杈太沉了，它弯了下来，它抗不住时间的重量。在我读大学的时候，邻居的小孩经常在树底下玩，有个小胖子在上边刻刻划划着：亲爱的×××，我想亲亲你！我看到了忍俊不禁，小胖子应该叫我叔公，我希望他刻下的字能够永远地保留下来，可是，柚树还是死了，它死于自然的衰老。院子里一下空荡荡了，阳光依然灿烂地照进来，空气清新。前不久回去，吃饭的时候，父亲问：你怎么头发也白了这么多？是啊，我才近不惑之年呢，父亲的眼里流露出一种伤感的神色。福建省永安市福建纺织化纤集团有限公司（汶州邮电支局）102信箱，366016 　　于是，高家四姑娘也成了是丫环高金莲的希望，如果没有了四孃，她的心里就没有着落了。人就是这样，奴才和主子都是天生的习惯，或者说是从生下来就培养出来的习惯，怎么也改变不了。但后来的结局又是变化，四姑娘在一个不祥的风声中逃跑了，解放的风声传来，这个土司的女儿就闻风跑出了丽江，到了大理。四姑娘的逃跑有着她的千种理由，她可能走得正确，但却苦了丫环高金莲，这个丫环在四姑娘的婆家没有了着落。但时间已经是1949年全国解放，人民政府要丫环和高土司家划清界线，便可以分给她房子，可以分给她田地，丫环可以当家作主人了。但遗憾的是，高金莲这个丫环不知道什么为界线，解放了，想要房子和土地，但也想要两个孩子。这个两个孩子就是高峰和高云，土司的后代，两条高家唯一的根。土改工作队不理解，问丫环为什么还想养这两个孩子。丫环说，两个孩子都无依无靠，她要把两个孩子带大。她没有把抚养高家的两条根的意义说出来，或者，她没有必要想太多的目的和意义。 　　在我对足球的热爱中，确实有着一种巴西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