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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斗茶图如此一来，茶叶的种植和茶农积极性都受到了一定打击。

一方面，茶叶的质量和产量逐年下降，对茶叶市场造成了不小影响；

另一方面，由于产量下降和成本增高，茶商也相应提高了茶叶的出售价格。

茶叶带来的经济效益也不如从前，官府只好对茶叶专卖制度进行改进，推出了新型的通商法。当时的规定是：茶农可直接与茶商进行交易，以质量决定价格，但也允许讨价还价。茶农和茶商的积极性都得到了显著性提高，茶叶市场又逐渐恢复了繁荣稳定。

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官府实行管卖法，平均每年可获利109万贯钱；而在推行通商法之后，平均每年可获利117万贯。

另外，在茶叶走私这方面上，宋代也继承了唐代的严苛律法。据《文献通考》记载：”民茶折税外，悉官买；民敢藏匿而不送官及敢私贩鬻者，没入之，论罪；主吏私以官茶贸易及一贯五百，并持杖贩易为官司擒捕者，皆死。”

值得一提的是，唐宋时期兴起的茶叶市场，不仅有效增长了朝廷的财政收入，更是让古代统治者与边境游牧民族的来往中，占据了主动权。唐代丝绸之路，茶叶便是出口西域诸国的重要饮品。



古代丝绸之路

经过唐宋明时期的不断发展，茶马交易却成了官府与游牧之间贸易的主要内容。据《明史·食贷志》记载：”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因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

“彼得茶而怀向顺，我得马而壮军威”便是茶马交易的真实写照。游牧民族为了得到茶叶，甚至不惜用战马这种稀缺资源来进行贸易。故而在唐宋以后，茶叶的地位还再度得到上升，成了颇为珍贵的”战略物资”。

在明朝初年，茶马贸易极为兴盛，还流传出了”用汉中茶三百万斤，可得马三万匹”的说法。汉中茶便是指四川地区出产的茶叶，因其历史悠久、回味悠长，故而受到少数民族的喜爱。于是”川陕皆置茶马司，收巴茶易马，颇获其利”。

弘治十七年（1504年），陕西马政杨一清还发现茶马贸易中的一个有趣现象。以九百匹马为例，如果明朝廷直接购买，需要花费7000多两白银；但如果先购买茶叶，再以茶叶换取等数量的战马，则需要花费的白银，才区区1500多两。由此可见，茶马贸易给明朝廷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利益。



茶马古道

正因如此，明代统治者对于茶叶的管理，也是十分严格的。明代茶叶专卖制度不仅延续了唐宋时期的官卖制度，规定茶叶交易必须使用”茶引”，还对私自贩卖茶叶者处以更为严厉的处罚。

所谓”私茶出境者斩”，无论是寻常走卒，亦或是边境守将，甚至是皇亲国戚，一旦发现有走私茶叶的行为，立即下狱处死。

洪武三十年（1398年），当朝驸马欧阳伦暗中走私茶叶，”数遣私人赐茶出境，所至骚扰，虽大吏不敢问。有家奴周保者尤横”。

事情败露以后，朱元璋闻言大怒：”国家榷茶，本资易马。边吏失讥，私贩出境：惟易红缨杂物，使著人坐收渔利，而入中国者少，岂所以制戎狄哉？”于是欧阳伦、周保等人皆被赐死，即便众多淮西勋贵苦苦求情，也没能改变朱元璋的本意。



明太祖朱元璋画像

除此之外，明代朝廷还有规定，民间私卖茶叶，也是重罪，”所蓄不得过一月用，多皆官卖。茶户私鬻者，籍其园入官”。

到了明代中后期，朝廷的财政压力逐渐紧张，于是在杨一清等人的建议下，明朝对茶叶专卖制度进行了改进，主要是将传统的”官营”制度改为”招商”制度，借此来刺激茶叶贸易的再度兴盛。

茶商在得到招商资格后，”于产茶地方收买茶斤，运赴原定茶马司，以十分率，六分听其货卖，四分验收入官”。即便朝廷收取了四成利率，但由于茶马贸易中的巨大利润，不少茶商依旧赚的盆满钵满，”商贾满于关隘，而茶船遍于江河”。